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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凤凰彩票有官网吗」“北大诗派”是否存在?三代诗人谈北大诗歌传统

「凤凰彩票有官网吗」“北大诗派”是否存在?三代诗人谈北大诗歌传统

凤凰彩票有官网吗,人们提起校园诗歌的时候,时常有一个悖论性的思索——“北大诗派”是否存在。

诗人臧棣、西渡都不承认有“北大诗歌”的说法,这种拒认,部分原因是担心它被混同于“校园诗歌”,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诗歌史的考虑,而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最简单:任何诗人都只承认他们献身于诗歌,而不是臣服于带有地方性或群体性的归类概念。

但另一方面,大多数来自北大的诗人们也强烈地感到,在“北大诗歌”这一名称里很可能归结了某些重要的文学现象:当代诗歌的许多变化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。准确地说,“北大诗歌”并不是一种身份的标识和群落的划分,而是一种同一场域下不同时间的群体的互动,正如诗人徐钺说的,“北大诗人”只是一个空间上的概括,只是一群人恰好在这里留下印记,但是并不会因此而束缚每个人的特点,也不会因此排斥其他的诗歌。”

10月19日晚,由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诗人、译者胡续冬主持的《阳光打在地上——北大当代诗选(1978-2018)》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单向空间·花家地店举办。北大不同时期的三代诗人,80年代的西渡,90年代的胡续冬、冷霜,以及00年代的徐钺和大家分享在校园写作时光留下的痕迹,以及那些共同被诗歌点亮的生命片段。此书成书的目的,大概就在于,在阳光打在地上的片刻,拾回一段时光——

我们一定要安详地

对心爱的谈起爱

我们一定要从容地

向光荣者说到光荣

撰文 | 李睿康

00年代——徐钺

每首诗要回答你自己的问题

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,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趋向一个单一的风格,我们在交流中仍然保持自己的个性。比如阿吾写青春荷尔蒙,我不会写,但是我欣赏他。个人有自己的风格,我们尊崇思想的多元化,认同着对方,保持着自我。

作为00年代的代表诗人,徐钺回忆了自己在北大写诗的那些日子里,所遇到的志同道合的人。

2001年,徐钺进入北大计算机软件系,抱着一颗当“码农”的心重复着日复一日的习题课,后来出于对诗歌的热爱转入中文系。在百讲旁边,徐钺看到“五四文学社”的社团招新,想起小时候父亲给自己做草稿纸背后印的诗歌、小学为了偷懒减少字数交给老师的“处女作”、中学时代为了追求女生把诗歌当成工具、高中时代陆陆续续读了《太阳日记》产生的冲击……徐钺忽然觉得小时候一些懵懵懂懂的想法,在成长后会显得更加深刻。于是他加入五四文学社,但因为不参加社团活动而渐渐淡出。

2005年,一群热爱写诗的人在一起办诗会,让他再次和诗社产生了连接。从那以后,和朋友们在北大静园5院吃宵夜、聊诗歌,成为徐钺每周最期待的事情。

“当时因为天天吃宵夜,体重也飞速增长(笑),而伴随的也是整个人的飞速增长。总需要有人在旁边,和你一起,看你的成长。”

徐钺和他的诗人朋友。后排左二为徐钺。

北大诗歌传统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:从事青春期写作的初学者,往往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获得诗人的情谊和诗歌的进步,如姜涛所说:“学生时代总觉得身边的人写得好,这种心态很正常,所以你取悦的主要读者是身边的人,你最欣赏的人评价你你就特别高兴。”这种交往既包括喝酒吃饭谈天,也包括由五四文学社、《未名湖》刊物、未名诗歌节和诗歌课堂等构成的切实存在的交流空间和平台。

身处校园的写作者沉浸在知识和诗歌中,它们感到价值稳定,人生被光明照亮。离开校园则会陷入混乱。2002年,诗人雷武铃博士毕业,一年后,他写下一首迷惘的诗,《冬天的树》:

从温暖,明亮,深邃的书中出来/正是最迷乱的时刻:公共汽车轰鸣/车灯,路灯,橱窗灯交织的浮光与暗影里/漂浮着表情模糊,行色慌忙的人。

徐钺说:“每首诗要回答你自己的问题,我的问题就是迷惘。”

90年代——胡续冬、冷霜

这些传奇而意外的经历

都是写诗带给我的

我不把自己放在‘北大诗歌’这个框架性的语言,但是我很感谢这样的氛围带给我的改变。他给我带来的不仅是诗歌,更是一个2.0版本的改变。

胡续冬说,他在中学时代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人,作为边缘小城暴力群首,孤僻,不善言辞,但是在智力上的有一种莫名的自负。 “当时我认为朦胧诗对我的智力不构成挑战。”相比诗歌,他更喜欢读小说,比如马尔克斯、约瑟夫·海勒……

1989-1992那个时代的学生,都得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。军训时,胡续冬偷看了旁边的哥们随手扔过来的一本西渡编的《太阳日记》。

读完这《太阳日记》,我看着海子、骆一禾、臧棣的诗歌,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。1992年9月进校第二天,我在三角地看到一张粗糙的海报上有8个字‘自得其乐,愿来就来’,是冷霜他们在为五四诗社招新,我觉得这简单粗暴的风格符合我这人性格,就风风火火冲去报名。他们的侃侃而谈让我觉得找到了组织。我隐隐觉得这是我可以触及的,但还没有拥有的东西。

胡续冬,原名胡旭东,诗人。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、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副主任。

另一位诗人冷霜,则受到《启明星》(北大的校园刊物)诗歌很大的影响,他说,阅读《启明星》让他感觉自己置身于整体脉络中。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,但是这种共鸣让人觉得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“当时我如果能在《启明星》细刊上发表一篇文章,那可以说是很满足了。”

诗人冷霜。

通过写诗、聊天,当年冷霜、胡续东等一大堆人,在校园里结交了一大批挚友。

写诗的人当时已经算是一个边缘的群体,但是我们之间会一直有一个交流。虽然现在看来很多当初写诗的人已经转行,但是他就如一座休眠火山,随时都在积蓄力量。其实很多人都在自己继续着,保持着自己的初衷,延续着自己的爱好。这也算是校园诗歌的魔力吧,温水一样,低调而持久。

戈麦去世一周年的活动对于胡续东来说是另一个重要的节点。“在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从小仰慕的人。臧棣就像柏拉图,在正中央讲学,西渡就像亚里士多德,一幅现实版的《雅典学院》呈现在我这个小城暴力少年脑海。”

但看到现实版的偶像时,胡续东却觉得和自己想的很不同。西渡小小的个子穿着空大的衣服,臧棣像《雷雨》里的公子哥周萍,油光满面;西川来的时候更震惊挎着个大包,一点也不像写《起风了》这样的诗的人。这一见打破了他们身上的偶像光环,胡续东觉得这群人,挺亲切。

正是这群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,给了我太多的力量,让我的人生渐渐改变。我从一个社交恐惧症变成了一个善于沟通的人,我现在想来,这些传奇而意外的经历,都是写诗带给我的。

80年代——西渡

写诗当时有一种“伦理承担”

西渡回忆道:“1985年我入学,正值朦胧诗从鼎盛走向衰落,第三代诗歌兴起。我拉着板车在学三食堂门口买当时出的诗歌选集,想加入北大五四诗社被拒绝,当时我很沮丧。当时流行一个说法——丢一个石头,砸出一个诗人。当时大饭厅座无虚席,大家都在听诗歌。慢慢到后来,现代化使得这样一种狂热慢慢冷却,后来去能容纳800人的教室,刚好坐满。在90年代最衰弱的时候差不多文史楼一个教室就可以。”

1985年,22岁的西川常和五四文学社的一群人去圆明园找一块空地,围个圈子朗诵诗。在北大文化部小院的咖啡厅,他写下长诗《雨季》。

我所预言的都必实现,/我要你做的事你定要完成,/在高天之上我将注视你,/在我的卧榻之上我将注视你。/你要欢乐雨水给予,/你要生命雨水滋养,/你要我的祝福,/就请你时时念起我的名字。

这首诗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《十月》,并获得了“十月文学奖”,当时的编辑是骆一禾。

西川毕业之际,大学二年级的诗人西渡与四五位写诗的朋友第一次在中文系刊物《启明星》亮相,大三的另一位诗人清平为他们写了评论,对西渡鼓励有加。西渡回忆:“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因为写诗而结识的。”

诗人西渡。

西渡谈起骆一禾、海子等前辈,感叹当时北大诗人的担当和社会责任感。对于骆一禾来说,写诗不是为了获得“诗人”的称号,而是为与中国“文化复兴”命运紧密连接。1918年,《新青年》开启了白话新诗的头;1992年,诗人广泛活跃于公众的视野……从建校以来,北大走出的一代代诗人,映衬着中国诗歌的脉络。正如《希腊荷马史诗》和《印度史诗》对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。他们认为中国的诗歌缺少系列性的、能够凝聚民族精神的鸿篇巨制。

西渡的时代是慢的,很多人都在“熬时间”。每天很轻松做完一天的工作就开始很闲。而在他眼中臧棣却很忙,每一天都在想着要去写诗歌。他把诗歌当成一种生活方式,还是最重要的部分。他说,不要迷信灵感这种东西,写诗是一种自己能够调节自己智力的影响状态,自己想写就能写。而戈麦则偏爱按计划写作。就像一个工程师一样,有一个蓝图,然后一步一步实现它。在那样一个年代,写诗不是一种消极的等待灵感的爆发,而是一种主动地创造。

这种写诗的态度,或者更确切的说,一种生活的态度,让人感动,同时也影响和塑造了北大诗人们一个共通的气质——青春、锐气、自由,这些北大的气质,也是时代的气质。

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。撰文:李睿康;编辑:安安。未经新京报授权不得转载,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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